周文菲摇摇头：“姓吴的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。他是我爸的战友，说我爸出事前两天，他正好去S市出差，两人还一块喝酒来着，怎么走得这么突然？他不仅借了我妈两千块钱，还找关系给我安排一个有套间的病房，说这样方便妈妈照顾我。”
“出院的时候还开车来接我们，出钱给我们租了一个小单间，说啥事不要想，开开心心过个年再说。等春节过去，我要上学了，我妈才发现给我转学的事，大伯也没搞定，马上就要升初中了，她很着急，只能再去找姓吴的帮忙。到那年的五月，有天她从超市下班回来和我说，妙妙，我要和吴叔叔结婚了。她很感激他，哪怕后来他打她，别人都劝她离了算了，她总是说他救过我女儿。也不知被打了多少回，才把这种情分给打没了。”
“妈妈被打的时候，你有在旁边吗？”林医生问道。
“他很少当着别人的面打，除非很生气，不然也不会往脸上招呼。我上中学后就寄宿，但是每次回去，我都会撩我妈妈衣服看，她要给我看，就是没被打，不给我看，就是又有新的伤，一半一半吧。”
“要是没有我，她是不是也能过得好一点儿。”周文菲再也说不动了，头就这样垂下来，贴在冰凉的桌面上。
她没有再说任何话，直到一个小时的就诊时间结束。走出那间诊室，她的心还有一种空落落、轻飘飘的不真实感。说出来就轻松了吗？没有。说出来会更难受吗？也没有。
她只觉得过去的小孩好近，近在镜子里看着她，睁开眼又觉得好遥远，遥远到在河流的彼岸等着她。
林医生这才开始为周文菲制定个人的治疗方案。
既然周文菲愿意配合，他打算在首个阶段实施认知行为疗法，以缓解她在人际交往和亲密关系里过多的自责以及焦虑情绪，待改善信心后再回到心理动力的治疗中，获得“自我”的安慰和成长。
他给周文菲定了每天的计划，一开始只有简单的几项：
找个时间躺着，用腹式呼吸法，深呼吸二十次。
上午读书一个小时。
中午和阿姨一起做午餐，一起吃饭。
下午再看一个小时的书，或者画画。
慢跑半个小时。
找到一个陌生人，聊五分钟的天。
……
普通人能做到的事情，对重度抑郁症焦虑症患者而言，都是压力。诊室里，林医生和周文菲反复沟通她语言、行为上的“阻抗”。
“你觉得计划中最艰难的是哪个？”
“跑步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半个小时的时间太长了，我觉得很难坚持。”
“跑步前你要花多久的准备时间？”
“很久，只要没跑，就会想着这件事。”
“那我们能不能把跑步从下午挪到晚上。”
“不行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我早上……没法起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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