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人重农轻商,并不是说没有商业经营的土壤,中国那么大,资源分布很不均衡,倘若没有商贾往来转运,很多地区的老百姓都只能勉强活命而已,根本不可能凝聚成偌大的一个帝国。
所以商业从古早以前就开始发展了,“商”这个字,原本就是殷商的国名,据说商人善于买卖致富——他们的老祖宗王亥就是在贩牛卖羊过程中被有易氏谋害的——所以后世才会把这种经营称之为“商”。春秋战国之际有子贡、陶朱公、白圭,秦有吕不韦,汉有卓王孙——卓文君她爹——都是史载有名的豪商富贾。到了晋代,还有石崇。
石崇富甲天下,根据史书记载,他是靠在荆州刺史任上抢劫商贾,才积聚起了万贯家财,不过这种说法未必靠谱。应该说,石崇是靠抢劫淘到了第一桶金,其后他也利用职务之便,进行过一系列的商业活动,以钱生钱,这才治下了偌大的产业。
但是政府对于商业活动的管理手段却始终落后,要么根本就没法从商人手中获得什么税收,导致社会思潮普遍嫉商恨商——对国家毫无贡献的家伙却能够越来越富,换了谁都会不满啊——要么只能盘剥商贾,涸泽而渔。好比说汉武帝时代的桑弘羊,他出自商贾之家,却背叛了自己的阶层,帮忙武帝施行“算缗”和“告缗”,导致“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”。
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都是很低的——石崇之类官商例外——这就导致了商业活动毫无风险承受能力,一遇兵燹,最先萎缩。商业的萎缩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经济的衰败、庄园经济的兴盛——世家大户庄园中有耕有织,还有各类工匠,日常用品皆不假外求,要商贾没用啊——而在庄园林立的地区,又哪有官府权威、统一政令可言?
当然这么深刻的道理,就连裴该都只模模糊糊有点儿想法而已,熊远自然是瞧不透的。只是在士人阶层普遍轻视商业的前提下,这位熊相却能够想到以商致富,不管是不是有实际可操作性,他的眼光都可谓相当独到,值得叹赏了。
是不是因为他祖父本是石崇家奴,受到过耳染目濡,故此“家学”渊源呢?
裴该走了一天的路,本来有些累了,打算去休息了,忽听熊远谈论起商业来,不禁精神一振,起了兴致,于是微笑着教导熊孝文:“熊君,商业固然可以致富,然须有所产,斯能有商,今徐州有何特产,可以贩卖他乡啊?岭上树木,他郡国亦有,而徐州木匠,又无特技、远名,靠着贩卖些水产、器具,安能获利?且天下丧乱,百姓困穷,又拿什么来购买君的产出?”
熊远闻言,不禁深深地皱起了眉头。因商致富,进而恢复彭城国民生之事,他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构想而已——因为光靠种地、养蚕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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