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自古以来,就以铜为钱,金币、银币不是没有,但大多数跟后世纪念币似的,并不能直接在市面上流通。这主要是因为金价昂贵,小老百姓用不起,而银产量低,所以价值也虚高,同样难用。
就此经过千年积累,逐渐形成习惯,哪怕后来到了明朝,来自日本和新大陆的银货大量流入,政府甚至于以银两来征收赋税,但也没想着要铸银币,都是先铸成锭,然后剪碎了用,极其的不方便。
两晋之际,旧钱多毁,新钱未铸,极大影响了商业流通,所以裴该才会想到在徐州开矿铸“吉钱”。但正如他自己所说,此举杯水车薪,对于自己聚敛财物能起一定作用,对于整个国家,哪怕是自己统治区内的商业发展,收效实在有限。
因而今日在款待张寔的酒宴上,谈到了西域问题、丝路贸易问题,他就猛然间想到,我能不能尝试着从西方引入银币来,以补铜钱的不足呢?这是经济学上一大课题,裴该也是临时起意,是否有效,也还缺乏仔细的斟酌和研讨。
只是按照常理想来,你让西来商贾多带银币而不是货物,他们肯定乐意啊——贵金属比较方便运输嘛——而只要自己出台政策,准许流通,中国商人们也必然乐意使用。所以先跟张寔打个商量,你看这样行不行啊?
谁想张寔尚且不置可否,隗瑾就先开言表示反对。裴该倒也是真心地想听听这位隗参军的意见,便即阻止了张寔的斥喝,甚至于还端着酒盏站起身来,走到隗瑾面前,说:“我适才所言,有何不妥,卿可明言勿隐。”
隗瑾躬身答道:“裴公适才云,欲使西商多输入银钱,以便商贾流通。然而瑾以为,国家以农为本,商为末业,大司马志在抒难兴国,理当重视耕织,垂顾于田土,而不应关注商贾。末吏在凉州,亦曾听闻裴公奖励工商,凡有所输,必给名爵,窃以为此乃摇动国本之害,不知谁人以教裴公,裴公慎勿轻听!”
裴该心道原来你想说这些,我还以为你对货币政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。当即先环顾一番左右,然后重新把目光又落回到隗瑾身上。
裴该打算趁着这个机会,阐述一番自己重商的理由,不但是说给隗瑾听,也是说给张寔和自家将吏听,于是笑一笑,对隗瑾说:“卿言当以农为重,此言无错,但重农不等于必要轻商。如今胡、羯作乱,国家衰颓,乃当并重农、工、商、虞各业,使厚积聚,才能富国强兵啊。”
隗瑾拱手道:“《周书》云:‘农不出则乏其食,工不出则乏其事,商不出则三宝绝,虞不出则财匮少。’末吏也知此四事皆不可废。然而如木有根,有干,有枝,有叶,若根不固,遑论枝叶?农为国家之本,本厚而诸业并兴,若然本末倒置,如树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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