军素质却远不及华人,难求必胜之策。还不如全师押上,先破陶侃,再挟胜利之势往救荆襄,才有希望收复失地,将华军逐退至荆州之外。
于是王敦即先以三艘楼船并排为先导,以小舟夹杂其间,作为警护,大军浩浩荡荡沿江而下。从柴桑到濡须口,千里之遥,无须停留宿营,数日便至,而芜湖方面燃起的狼烟也可以瞧得清清楚楚了。
狼烟所通报的讯息是:华人舟师主力已至,正与我军激战,我军尚且未露败相。
王敦的位置是在全军正中,端坐楼船之顶,闻报不禁笑道:“陶士行不过尔尔,竟连沈士居都不能遽破,况乎我百橹千帆,蔽日而下啊?”
钱凤在旁边提醒他:“明公慎勿轻敌,臣料陶士行为此不智之举,必有谋算或将于濡须、春谷之间设伏,以待我来。”
王敦不以为意,仍然笑着说:“江面之上,一望无际,如何设伏啊?且众寡悬殊,即便他及时掉头,以全师来逆,吾亦不惧。”顿了一顿,又道:“陶士行虽为南人,其于江上操舟,或不甚熟,亦未可知。”
南人擅舟楫,但不是凡南人都能乘船乃至操舟的,况且指挥水军作战和个人水性之间,也无必然联系。王敦自居柴桑,后徙武昌,控扼长江中游以来,一直把水军牢牢地捏在自己手中,即便当年陶侃、周访西进以讨杜曾等流寇,他们也没有水上舰艇的直接指挥权。或许因为如此,陶侃才错估了自己的实力吧。
正在商议之际,忽然前面船只以旗帜传讯,说江面上有无数小舟划来,舟上人数不多,貌似盛满了柴草。
钱凤当即反应过来:“敌欲纵火!”
用火船来焚烧敌军舰艇,这也是水面作战的惯技了,武昌舟师自然不会毫无应对之策。王敦乃道:“士仪莫慌,前军必能拒之且今我处上游,而敌在下游,纵火岂是容易之事啊?”
中国人用帆的历史,最晚不超过春秋战国时代,到了三国时期,因为南北分隔,水上作战的规模和频度都大大增强,乃使得船帆之用基本完善化。但不管怎么说,江上航行,水流是最主要的动力,其次才是风向,你自下游逆袭,哪怕船小行速,哪怕操帆再如何熟练,总比不上顺流而下的对手吧。
倘若易地而处,武昌军在下游,而华人从上流放下火船来,顺风顺水,恐怕不易防御,这从下流过来的火船,又能济得何事啊?
真若是顺水而下,火船中都不必要安排操帆手、划桨手和稳舵手,有一两个人准备着点火就足够了。但因为逆水而来,华船中上述人手无不齐备,一舟竟载六七人之多,能够堆积柴草等引火之物的数量,自然也就减少了换言之,威力根本就不够瞧的。
晋军早有防备,当即便有水手登上船首,各执两丈长竹梢,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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