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以极低价格贱卖，这是是贸易逆差的原因之一。”
元载点头，江南是丝绸产地，在没有禁止海贸的时候，各个港口为了争夺番商停靠，往往打起价格战，卖的价格很低。
“我的办法是，对所有港口出售的丝绸按照品质分级，每一个级别的丝绸都设立最低价格，如果卖给番商的丝绸价格低于最低价格，那就要处罚卖家。”
元载点头，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。
王亚东说道：“其实百姓的丝绸卖的便宜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。那就是百姓并不知道丝绸在海外的价值，所以才会被番商蒙蔽低价收购。”
“若是百姓知道海外丝绸的价值，又怎么会用低价出售丝绸呢？”
元载这时候已经忍不住拍手叫好了，其实王亚东还有一层意思，如果由大唐官方或者民间组织船队出海，那就算是收购的丝绸价格低，但是运送到海外后依然是大唐赚了钱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丝绸贸易的大头都被外国番商赚了去。
“除了鼓励出口，鼓励大唐百姓参与到海贸之中外，对于进口也要限制。”
元载问道：“这要如何限制？”
“进口的香料、宝石这些东西，并不是我大唐百姓必须之物，对这些东西，自然要对买卖双方征收重税。”
“征收重税，其一是那番商的利润就低了，这也是将大唐财富留在国内的手段。其二就是让这些进口奢侈品的价格更高，那么购买这些商品的人自然也减少了。”
元载这下子忍不住对高适说道：“恭贺使君，有此等大才为使君操持市舶司，江南钱法必定大治！”
听到元载这么说，高适也连忙走下堂来，他扶着王亚东说道：
“王郎大才，可愿意为我操持江南市舶司？”
“敢不从尔！”听到王亚东一口答应下来，高适心情大悦，又命令下人设宴，要款待元载和王亚东。
宴席之上，元载又和王亚东讨论了了国家财政调控的问题，随着王亚东将自己自学的凯恩斯主义那一套和盘托出，元载是又惊又喜。
惊讶的是在王亚东的这套理论中，国家财政在政权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。
王亚东提出“经济是第一要务，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经济分配问题”的爆论，而这些论点经过他的阐释，竟然听起来是这么的理所当然。
其实从历史发展以来，财政的地位是越来越高的。
如今财臣都可以入政事堂为相，甚至每一届的宰相班子中，都要有精通财政的宰相。
户部的地位也从六部中的后流，如今已经成为仅次于管理百官的吏部之后。
但是听王亚东的意思，朝廷最重要的就是财政，户部应该凌驾在诸部之上。
乍一听确实有些爆论，可是经过王亚东的一番解释，好像也有几分道理。
朝廷的运转，百官俸禄，士兵军饷赏赐，乃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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