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以后就在赵官家和三位相公跟前摇摇欲坠,一开口就口吃语塞;而即便是另一半能维持姿态回答问题的体面人士,也多在说了几个名声比较好的大臣后变得顾左右而言他。
开什么玩笑?
虽说南方因为加税的事情对几个当政的宰执都有怨气,可你让他们当着吕颐浩的面说谁是小人,他们也真不敢,吕相公没有隔夜仇这名头,东南士民比中枢印象深刻的多!
便是隔空说首相与枢相的不是,难道就行了?
说尚书也不行啊!没看到那个说尚书的侍郎直接被赵官家弄死了吗?
不如不说。
至于崇俭去奢,赵官家细细去问,他们也支支吾吾,大概是觉得官家在东京挖鱼塘那事太匪夷所思,他们又没见过,所以未必是真的,但真要当面这么讲,又不免尴尬。
至于官家所穿的大红袍子也是半旧的,那就更不好说啥了。
谈起宽刑仁恕,赵官家再问他们之前《刑统》具体修改的哪里不到位?他们甚至不知道早在尧山之后,为了安抚老百姓,《刑统》就已经朝着宽恕这个角度大修过了。
其他的也多如此,真看文章,大概就是写的很棒,真问细则,往往是说不出几句像样的话来。
不过,即便是对于这样的文书,赵官家也多只是一笑,然后便让两名一看便是富贵面相的翰林学士出面,堂而皇之的依礼认真收下文书,同时还会亲自避席给对方赐下座位,乃是要这个带头之人在随后的问政过程中‘以备咨询’之意。
除此之外,文章写得格外好的,或者应答还算体面的,一般还要问问有没有功名出身?如果没有,那自然会当场赐下一个同进士出身。举荐的人物如果是就在江南的在野人物,还要发出‘赤心骑’去征召,邀请对方来现场奏对。
且说,一开始的时候,随行的三位相公里,吕颐浩对这种事情是很不满的,他就觉得这种环节没啥意义,而李纲虽然没有反对,但他没反对只是因为他政治起势就来源于太学生伏阙,所以不好直接反对,实际上他对这些步入中年早已经朽掉的士大夫非常看不上,认为不如直接召一些年轻人以及知名士人来问。
但很快,随着这种形式主义大于实质内容的上书成为风潮后,李吕二人立即就意识到了赵官家这般作为的真正意义了——意义其实就在问政本身上面。
下面这些士大夫,又不是什么阴谋集团,看他们组团上书的模式就知道,还是根据地域组团,因为这年头他们想串联都无法越过地域这个限制,送上来的文书也多是和稀泥,明显是中和了地域内部综合立场的废话……再加上他们本身都是儒家士大夫,又不大可能真因为那些赋税导致什么切身的经济压力,那哪来的那么多怨气?
这个时候,赵官家来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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