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主要产自东南沿海地区,海盐实行一定的通商制度,允许民间自由交易,官府只收取盐税。
第二类是井盐,即从井下卤水中提取,主要产自四川,井盐又分大井和小井,大井由官府控制,小井则允许当地百姓交易,官府也收取盐税,但是却命令禁止出川销售,也就是四川产的盐只能在四川卖,一旦你拿到外面卖的话,就以走私罪论处。
第三类就是池盐,产自今天生西运城的盐池,眼下叫解州,属于永兴军路,所以俗称“解盐”。
解盐与大井盐一样,采取严格的官榷制度,官府负责征用当地民夫到盐池工作,工作时间是五年,每年都要按照官府的定额完成“种盐”的任务,每户大约2300石,解盐出产之后,官府再征用民夫运输到各地销售。
但官榷如同茶官榷一样,主要有三大弊端,第一,运输任务繁重,兵民不胜疲劳。第二,民夫种盐只是为了交差,没有工作积极性,交出来的盐自然也就没有质量保证,但官府却控制价格,无论好坏,价格居高不变,第三,就是同茶官榷一样,生产、运输、保存等损耗太过严重,官府得不偿失。
刘娥临朝时,曾经大力支持过解盐通商,但后来宋朝与西夏交恶,国库压力山大,便又恢复了解盐官榷。
但实际的结果是增加的那点盐课收入,还不足以支付打击走私的之法成本。
庆历八年,范详正式开始解盐通商改革,主要有,盐商不能拿着现钱直接到盐池交易,而是先要到设在边境的折博务换取盐钞,再凭借盐钞去盐池提货,由于盐的特殊性,范详并没有完全的开放一级代理。
改革自古以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,由于范详过于谨慎的原因,导致整个变革的成效大打折扣,引发了朝野内外一片的质疑声。
范详担心盐商将解盐运往各地之后,通过虚报,漏报等方式逃税,便将盐税提前算到盐价上面,如此一来,解盐的批发价格自然就会上涨,由于变法之前,市面上还有一定的存盐在,盐商们按照新法批发解盐的话,和市面上的解盐相比没有什么成本优势,所以新法刚开始的时候,朝廷的盐课收入不增反降。
朝臣们一看自然不乐意了,变法是为了增加收入,怎么反而越变越穷了呢?
如果放在现在来看,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,预先摊入盐税的做法不是不可以,过渡时期的休克现象是难以避免的,但市面上的解盐终归有消耗尽的一天,到那时,盐商们依旧是会回过头来批发朝廷的解盐。
宋仁宗一向耳根子软,大臣们提出质疑声,而范祥仍然坚持要改革,仁宗便派了包拯去调查此事,包拯认为这项改革是先害而后利,认为朝廷应该着眼于长远,不计较眼前的蝇头小利。
宋仁宗难得的采纳了包拯的建议,压下了各种质疑的声音。后来事实证明,包拯的判断是正确的,随着新法的推行,解盐通商的效益也显现出来。
从皇佑元年到皇佑二年,这两年的时间里,解盐的收入达到了万贯,比过去两年的收入还多万贯,到皇佑三年和皇佑四年,解盐的收入分别达到了221万贯和215万贯。
就在在时,范祥惹事了,被免了职位,那时的赵昕还在流求和福建路来回折腾,自然顾及不到范祥,要不然以赵昕的脾气定然是要率军好好教训一下作乱的羌人。
而且赵昕还知道接替范祥的李参做了一回猪队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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