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是未曾领兵打过仗的。营州那人，又是圣人的养子。杂家知道，此言一出，必定惹祸上身。可杂家一直以为，赵相该是懂得权衡利弊的，也深知军权之事，乃动摇国本之大事。若是赵相都不出面阻拦，此事……后患无穷！”
说着，高隆盛突然跪了下来，“赵相！杂家说句犯上的话。圣人虽然仁慈，但对子嗣溺爱。营州又处偏远，一旦那人起了歹心，潼关以东何以为保？到那时，圣人必定悔恨交加，他那身子，本就孱弱，再有此等打击，恐是撑不下去了！杂家不求别的，只求郑相顾着国家大体，禀明利害。杂家愿替赵相研磨，若是赵相答应，便是做牛做马，杂家心甘情愿！”
“高内侍！”赵正深受感动，得此忠仆，圣人幸甚。但赵正却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此时最不能动的，便就是郑西元这新军制。郑西元上台，一直在为这新军制铺路，首先这军制起源，追朔起来，就能追到河陇的军策，那是赵正一手策划而成。若是此时反对，那便是扇自己的脸，毁河陇的军政根基。其次，郑西元想控制他赵元良，而赵元良也知道郑西元的真面目。这不过是互相过虑，互相挑选的过程而已。一旦郑西元知道赵正与他真的不是同一条路，那赵正在长安势单力孤，随时有可能被清除掉。这么一来，渠国公孤掌难鸣，赵金玉只能继续隐忍。朝政便真正地陷入了郑西元一手掌控，后果更加严重。
当前的总体对策，是要对郑西元进行彻底的清查盘算。牢牢掌握他的罪证，最终将他掀翻下马。同时积极应对营州方面的威胁，做好唐蕃之战未有定论前死守潼关确保长安无虞的打算。以上任何一条，都大过眼下任何一件事。在它们的面前，就算妥协、伪奸又有何妨？
至于圣人，该劝劝，该说说，但是莫要勉强。
于是赵正道：“高内侍忧心圣上，赵元良又何曾不是。只是此事某人微言轻，所言也未必就是道理。且也许会引圣人不悦。但赵元良可一试，只不过不在此时。”
高隆盛听后，神色终于有所缓和，他从地上爬了起来，道：“赵相可是有了对策？”
赵正摇头，“说不上对策，只不过高内侍既是疑心营州琅琊侯，那便建议圣人不妨将他召回长安。他若是敢回来，便证明他并无二心。反之，圣人也必有打算。此事，也不是你我能左右的。烦请高内侍笔墨伺候，我上表一封，至于圣人听与不听，元良也算是尽了一份忠心了。”
“此策甚好！”高隆盛喜笑颜开，一时情不自禁，扶着赵正坐好，随后亲自研磨，准备纸张。高隆盛自觉回避，赵正奋笔疾书，写满了一张纸，随后将它折好，封上火漆，郑重地交给了高隆盛。
“此时我等并无实证，此般猜忌边镇重将，已是犯了兵家大忌。这表，还请高内侍莫要声张，如何处置，全凭陛下心思。若是传扬出去，我这兵部尚书，怕不是要被营州将士架在火上炙烤！”
高隆盛笑笑，“杂家自是省得！赵相莫要担忧！”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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